• 困住骑手的,是系统吗
    ——--平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路径探寻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作者:本报记者张赢方 日期:2020-10-13

      

      

      小米/绘

      不久前,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刷屏,文章称在外卖平台的系统算法驱动下,外卖骑手成了高危职业。

      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在将大数据引入人力资源管理的同时,如何实现技术和人性化、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如何防止人被困在系统里、管理被技术控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提升管理温度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指出,外卖平台企业运用AI智能算法和大数据不断缩减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导致骑手在差评和罚款的压力下不得不违反交规骑行,事故频发。

      对于外卖骑手因何困在系统里,专家表示,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部分平台企业没有把外卖骑手当成雇员(或类雇员),而是当成了机器,追求平台收益最大化;将现实环境等同于虚拟空间,让骑手必须按算法确定的时间送达。这种极端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卖骑手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上述文章刊发后,外卖平台饿了么发表声明,提出将增加“多等5分钟”功能。美团也提出了相对中肯的五项初步改进举措。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幸巍表示:“我认为,无论平台企业的雇员性质如何,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构建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都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佳实践。企业最忌单纯在系统算法驱动下进行绩效管理,将员工当成机器。因为机器虽然会完成工作,但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员工才更能竭尽全力帮助企业获得成功。” 

      优化平台算法引入“不确定性”稳健决策

      “雨天系统爆单,能迅速接单赚钱;但我也最怕雨天,路滑摔倒造成的拖延会导致订单超时。”外卖骑手雷文斌说,因为雨天,他被系统降薪过两次。

      业界人士认为,用算法支配骑手的送餐行为,很可能构成部分平台滥用数据优势。随着骑手们的工作时间完全被系统支配,当算法发现还可以压缩时间,那么骑手们的“交易剩余”便会再次被削减,从而造成了骑手面临更多风险的状况。

      对于美团提出的将改善算法的承诺,部分专家表示认同,并提出了在算法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人性化水平的具体策略。

      “外卖平台企业应改进算法,优化骑手送单路径。同时,外卖平台应该在技术层面上将商家出单时间和真正送单时间区分开来,合理制定送单效率评价标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史占中撰文指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李楠则建议,为解决外卖平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困,可以在外卖配送时间算法中引入对参数和模型“不确定性”的考量,设计出更合理且更具稳健性的配送时间。

      “在算法中量化并引入‘不确定性’,要考虑最坏的情景。比如,每一个红绿灯都需要等足全部时间,每一个电梯都需要等候最长的时间等,要考虑在这些最差的情景下求得最优配送时间。虽然该最优配送时间会相对保守,但能确保骑手即便碰到最不利的情况,也能在系统规定的配送时间内完成任务。同时,可以利用历史累积的实际数据,对不确定性进行更好的评估。这样得到的最优稳健方案虽然可能会多几分钟,但是因其考虑了消费者、平台和骑手多方利益,不需要通过强加额外的行政命令和道德约束,也能让利益相关各方乐于接受。”李楠表示。 

      重视法律风险拓宽骑手保障渠道

      “归根到底,算法是人造物,算法背后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权益洼地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指出。

      王天玉表示,信息化、数字化为平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但必须要强调的是,任何企业均不能以算法等技术的“外衣”否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规范,企业要明确与骑手间的合同关系,充分重视相应的法律风险问题。

      他表示,对于专送骑手,其在代理商指挥监督下从事劳动,与平台企业间为劳动关系,应按照劳动法予以规范,落实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不能因为“披上平台的外衣”,就模糊其劳动关系的本质,企业应切实防范“隐蔽雇佣”带来的法律风险。

      而对于众包骑手,这部分人与平台间多属于承揽合同关系,作为“类雇员”,是游离在劳动法保护之外的,或者说,平台用工的本质是承揽合同社会化,属于“劳动二分法”下的制度空白地带。

      陆幸巍也认为,完善众包骑手人力资源管理法律规范是立法必须直面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劳动法的立法目的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还包括通过政府执法手段,避免企业单方面运用强有力的地位,强迫议价能力不足的个体劳动者接受越来越不利的劳动条件,对整个社会的总产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在我国,劳动法的上述两大立法目的较好地实现了。但目前,当平台利用相对强势的地位,对外卖骑手个人权益以及整体社会效益造成负外部性的结果(如造成交通事故)之后,平台又以其与众包骑手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避开劳动法的规制,这种现象是与劳动法的上述两大目的存在冲突的。”陆幸巍说。

      “虽然企业经常强调给我们人性化关怀,但没有为我上社保,即便我每天穿着统一的制服、严格按照公司要求跑外卖超过8小时,我也觉得自己算不上平台的正式员工。”34岁的众包骑手郝小通说。

      对于如何突破该类员工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困境,王天玉提出,对于众包骑手等“类雇员”,应根据此种平台用工中劳务提供者的社会保护必要性,构建介于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类雇员”规范体系。

      此外,王天玉建议应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帮助骑手加强与平台的议价能力,从当前最突出的配送时间、报酬、奖惩、安全保障问题入手,筑起权益保障的底线。可以探索建立“政府-工会-平台”三方参与的协商制度,以公共力量制衡平台的决定权,为外卖骑手提供议价渠道,以三方协商结果修正平台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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