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产阶级不是“消费阶级” 作者:刘杉 日期:2010-09-05

      尽管学者们对中产阶级一词有不同的定义,不过但凡说到中产阶级,往往让人想到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他们有稳定的生活状况,其二是他们对民主制度有较高要求。

      几天前,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亚洲中产阶级标准,以消费水平划分,亚行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的群体,其中又分为“底层”、“中层”和“高层”三类。按照这个标准,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增加了8.4亿中产阶级人口。不过亚行也认为,这8亿人中有4.42亿人口每天消费在2-4美元,属于“底层中产阶级”,一旦遭遇重大危机,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

      读到此条新闻的中国人不禁哑然失笑,颇有“被中产”的感觉。

      周二中午,在清华大学边上的北京全聚德饭店与历史学家秦晖教授聚餐,席间谈起中产话题,秦晖教授解释了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民主制度推动者的原因。按照秦晖教授说法,中产阶级(middleclass)一词来源于欧洲中世纪,是介于贵族与农奴阶级之间的一个人群。其时,欧洲多为城邦国家,其中贵族是统治阶级,占有农村土地,同时拥有大量农奴。农奴耕种贵族的土地,而且人身也依附于贵族。贵族与农奴,属于上层与底层的两个阶级。而在城市国家中,同时存在着一些在城市里依靠手工艺和经商生活的独立市民人群。他们不像农奴那样依附于贵族,而是与贵族统治的国家存在法律关系。这些人,人格独立,但要遵守法律,同时要纳税。这部分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被称为middleclass,后来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因为要按时缴纳税费,所以他们就关心税收政策,也关心国家如何支出税费。这种关心导致了民主意识的觉醒,进而推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

      可见,中产阶级最初是政治概念,其表象是“中间分子”,但因其特殊的地位和法律义务,他们自然关心政治,从而成为一个国家中影响政治决策的群体。这样看,他们不仅是“中间分子”,他们天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坚分子”。

      由于民主制度在西方普遍实行,因而学者们后来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偏向了经济层面。学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包括收入、教育背景、工作方式、居住条件、生活价值观等内容,而非简单的以消费水平界定。亚行以消费水平来划分中产阶级的方法,显然与政治学和社会学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偏差,甚至也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一致,这使得亚行的分类显得过于简单,或者说,不具有学术意义。如果说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是中产阶级的话,这不仅与学术常识相悖,更与中国现实相差甚远。

      可以说,亚行的报告,纯粹是浪费纳税人和出资人的钱财,既无学术价值,更无政策意义,属于典型的国际机构不干正事的表现。

      我这里强调的,不是对亚行等国际机构低效工作的批评,而是希望国人正确看待中国“中坚阶层”的缺失。由于改革不够深入,权力与资本结合密切,这使得中国产生了权贵阶层和弱势群体。而居于二者之间的,则是“中间阶层”,其中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较好收入的人群,成为中产阶级。遗憾的是,这部分人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反而成为崇拜消费主义的中间分子。1989年后,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使得本应成为社会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力量的中坚阶层,更多关注个人的物质追求,而较少关心最终亦影响自身利益的国家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设,这使得中产阶级无法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中坚分子”。同时,由于向上的渠道普遍堵塞,也使得中下层的“中间分子”难以向“上流”发展,反倒时刻存在沦为“下流”阶层的危险。

      以此看中国社会现状,倒也符合亚行以消费支出划分阶层的思维,即只有物质诉求,缺乏天然的追求正义和法制的文化和精神。

      当然,那些在城市中苦苦挣扎的“中间分子”,期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成为中产阶级的做法值得尊敬。但如果他们无法成为推动改革和进步的“中坚分子”,他们最终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便实现了,也未必好梦常在。

    [责任编辑:唐正波(实习)]
  • 关键字: